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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史 | 首开先河的高校 “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程

1936年8月到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前,燕京大学历史系曾经开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程。课程由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倡导,他致信燕京大学校长、校务长谈及课程设置中的一些想法,其中提出要在历史学系重视地理学教育并建议增设“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程。得到燕京大学校方批复,并且获得了经费支持。

顾颉刚邀请相关人员商议课程开设事宜,并确定了基本的开展模式。由他本人和从事考古学和宗教艺术研究的容庚(希白)和李荣芳教授参与课程指导,刚刚从燕京大学毕业的侯仁之留校做研究生兼系助理,同时协助准备调查材料。教授们确定好目标后,会提供一些必要的参考资料,助教侯仁之协助进一步搜集,并撰写简要的介绍书,铅印出来,发给学生,人手一份,作为现场调查时的参考。

课程目的在于,“养成学生自动搜集材料之兴趣,俾所学不受书本限制”(佚名:《北平设立燕京大学一览》),为燕京大学二、三、四年级学生及研究生的选修课。按照规定,每两个星期利用周末的时间进行一次现场学习。平常周末主要在北平城内和郊外活动,较长假期前往外地调查。

不过,从资料来看,课程实际开展的过程中,原定计划还是略有变化的。首先,活动时间的安排,有时候间隔三四天就会有一次,或接连数个周末都有活动,尤其以1936年10月为集中;有时候可能会超过两个星期,间隔较长时间。其次,参与活动的人数和人员也有一些变化,多则六七十,少则一二十人,学生除了燕京大学的学生之外,还经常有清华大学的学生一道;学生之外,师资人员专业以文史为主,除了顾颉刚、容庚、李荣芳、侯仁之外,燕京大学还有聂崇岐、顾廷龙、杨开道、张江裁、叶公超、张玮瑛等人,禹贡学会有张维华等人,清华大学有闻一多、刘崇鋐、陈梦家等人。

调查实习的次数和地点不在少数。北京城内和京郊的调研有十多次,“古迹古物”点有四五十处。按照先后顺序主要有:香山、颐和园、利玛窦墓、天宁寺、白云观、钦天监、天宁寺、文丞相祠堂、成达师范学校、西北公学、牛街清真寺、李鸿章祠堂、于忠肃祠堂、观象台、营造学社、故宫博物院、故宫御花园、军机处、图书馆书库、景山、团城、大高殿、皇史宬、内阁大库、清史馆、中南海、怀仁堂、北平研究院、北京大学研究院、夕照寺、卧佛寺、精忠庙、天坛、先农坛、周口店古人类遗址、北安河妙峰山、兜率寺、什方院、云水洞、朝阳洞、卢沟桥等地。

京外调查实习主要有三次,涉及近十个市县,二十处左右的“古迹古物”点。第一次是1937年10月4日,顾颉刚、闻一多、容庚、刘崇鋐、聂崇岐、张维华、侯仁之、张玮瑛、顾廷龙等带队赴河北涿州考察,参观傅作义作战战场、云居寺、智度寺、清代行宫等地。第二次,1937年10月10日至11日,两校共62人,顾颉刚、侯仁之带领赴张家口、宣化考察,参观大境门、赐儿山、上下堡、镇虏台等地,同行者有闻一多、刘崇鋐等人。第三次,1938年4月10日至18日,组织了汴洛考古旅行团,由叶公超、闻一多、陈梦家率领,赴郑州、洛阳、开封、安阳、正定等地,参观龙门石窟、汉光武帝陵、开封铁塔、安阳殷墟、袁世凯墓、正定大佛寺等历史遗迹。

不过,令人无比遗憾的是,正当“古迹古物调查实习”有声有色地开展时,随着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顾颉刚被日本侵略者列入“黑名单”,不得不选择离京,课程和活动也在风雨飘零中就此戛然而止。

在这前后近一年的时间里,燕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师生联合组织的“古迹古物调查实习”首开高校之先河。他们有组织、有计划、由名师带队、跨校联合、多学科背景、历史文献与实地调研“古迹古物”相结合等,教学相长、扩展视野、探索研究,都是非常值得追溯和书写的。

近一年的古迹古物调查课程以及实地考察学习,极大地丰富了师生们的史地认知和研究,让他们在浩瀚的典籍之外,也领略到了古迹古物所蕴含的历史真实的魅力。师生们陆续有成果刊登于《禹贡》半月刊和《燕京学报》等刊物。1940年10月,侯仁之还将他曾经负责整理的部分资料汇集成书,书名由邓之诚拟定为《故都胜迹辑略》,由燕京大学历史学系刊印。
     与此同时,还产生了一个重要的影响,那就是增强了师生对古老北京及祖国丰富文物古迹的认知和关注,为日后的相关研究和保护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顾颉刚本人在治学中历来重视地理问题,对文物古迹相关历史民俗的研究成果丰硕,文物古迹保护方面也颇有建树。

侯仁之在这方面则更具代表性,当时读研且为系主任助理的他后来成为新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创始人以及两院院士,并在北京城市规划、文物古迹保护等相关方面贡献显著。新中国成立后,他应梁思成先生之邀,成为首都规划委员会成员,参与北京的规划建设工作。1981年当选为北京市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多年参与负责全市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管理,推动了北京诸多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1985年,他亲自撰写《建议我政府尽早参加〈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公约〉提案》,并联合郑孝燮、阳含熙、罗哲文签名,在第六届全国政协第三次会议上正式提交,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加入联合国教科文世界文化遗产委员会的进程。

他曾多次回忆燕京大学“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这段经历对他学术成长的巨大影响。他说“早就对北京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发生了兴趣,这时参考资料的写作更进一步增加了对北京古城的一些认识”(《侯仁之文集·作者小传》),并由衷地感慨,“就我个人来说,我之受益于颉刚师最为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给了我以实地考察的机会”,“这无疑对我是一个极好的训练”“半个世纪以前顾颉刚师要我们重视古迹古物的用心,到今天还在鼓励着我为首都的文物古迹保护工作,尽一点自己的力量,或许这也是可以稍稍告慰于颉刚师在天之灵的吧?”(侯仁之:《忆我师顾颉刚教授》)

其实,从当时到现在,燕京大学(以及合并后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一些师生围绕着“文物古迹”在教学科研和日常交往中,一直都保持着密切的互动和亲密的友谊,他们对文物古迹的重视一脉相传。先辈们开创的古迹古物调查传统,至今还被考古、历史地理、建筑乃至中文等专业的师生承袭。

即使从当下来看,燕京大学“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程设置都是非常富有特色的形式,有助于学生切实走近和了解文物古迹,深化书本学习乃至研究,至今仍然值得继续倡导,并可以在更大范围的大、中、小学推广。通过老师的引导和实地调查学习,可以在更多人的心田里种下“文物古迹”和“文化遗产”的种子。他们必将会成为未来的“后备力量”,在更多领域、更多行业、更大范围内、形式多样地参与到相关研究、保护、管理、传承中去。

(作者单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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